陈子褒孜孜不倦数十年推动岭南启蒙教育近代化

　　“一国之强弱，系乎人才，人才之盛衰，系乎教育。中国教育古法，唐宋以来，日渐泯没……中国教育既失其本，复遗其末，非全行改革，无以激发国民之志气，浚沦国民之智慧。且读书十年，汩没性灵，虚度日晷，莫此为甚……”当我最初看到这样语露锋芒、直陈传统教育积弊的文字，竟想当然地以为它可能出自蔡元培、胡适这样的教育名家之手，后来仔细一查资料，才知道作者的“资历”居然比蔡元培和胡适还要“老”得多。他曾师从康有为，立志变法维新，戊戌政变后东渡日本，机缘巧合，得以深入考察邻邦的启蒙教育，就此立下“教育救国”的志向。归国后，他办学塾、编教材，孜孜不倦30年，终成推动岭南教育近代化的一代先驱，而他推行男女同校的时间，比北大还早了20年。

　　他叫陈子褒，自号“妇孺之仆”，现在，知道他的人已经不多了，但我还是希望把他的故事讲给你听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

　　求索

　　拜入康有为门下

　　“声光化电”无所不学

　　儿时的陈子褒大约是个神童，传记上说他“颅大异常”，读书“过目成诵”，写文章“援笔立就”。这个出生于江门乡绅之家的早慧少年，9岁会对对子，16岁中了秀才，28岁来到广州，一边准备乡试，一边在光孝寺设馆授徒，由于“早有文名”，居然吸引了五六十人前来求学，虽然这个时候的陈子褒仍不过是在应付科举的八股文里打转，说不上有什么创新之举，但如果在讲课艺术没两把刷子，想来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生慕名而来，这大概就是他后来能成为一代教育先驱的天分所在吧？

　　被康有为维新思想折服

　　进入万木草堂求索新知

　　1893年夏，陈子褒在参加广东乡试时遇见了康有为，自此人生路径被彻底改变。要说陈子褒在乡试中的排名还比康有为靠前呢，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见识彻底折服了他，于是他心甘情愿拜在康有为门下，成了万木草堂的一名弟子。自小“颅大异常”的陈子褒在这里获得了他真正需要的精神养分。我们曾在之前介绍岭南藏书楼的文章中提到，当时的草堂几乎是个新学大本营，市面上近三分之一的新学书籍都被康有为收入囊中。陈子褒后来回忆起这段在草堂“声光化电”无所不读、如饥似渴熬夜求知的日子，着实深情款款，他曾在一次面对女师范生的演讲中说：“鄙人当八股年代，入校20年，教学3年，后复从康南海先生游，苟无康先生教导，则茫无路径，虽十分勤勉，亦无所用之。”康有为的确是他的启迪者，而他之后力主女子教育，最早推行男女同校的行动，处处可见在万木草堂打下的思想烙印。

　　常去英文书店读书

　　被启蒙教材开眼界

　　在万木草堂求学的时候，陈子褒还是双门底（今北京路）圣教书楼的常客，这是当时省城唯一一家新学书店，其间的英文启蒙教材便成了他学习英文的拐棍，正是这些从“猫、鸡、犬”等最浅近通俗的事物教起的教材让他第一次认识到用“天地玄黄、宇宙洪荒”这样抽象的文字进行启蒙教育是多么不合理，“通俗是贵”的观念在他心里悄悄发芽。

　　悟道

　　一国之自立

　　起于个人之自立

　　自师从康有为之后，从强学会、保国会到公车上书，陈子褒几乎参加了康有为主导的所有维新变法，戊戌政变发生后，他自然就成了朝廷捕杀的对象，只得仓皇东渡日本。在日本，机缘巧合，他接触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教育家福村谕吉的著作，并立刻为之着迷。陈子煲之所以被福村谕吉强烈吸引，是因为后者“文明开化”和“教育救国”的思想开始在日本结出了果实，他创办的庆义学塾后来更发展为日本最著名的私立大学。

　　我不揣冒昧，觉得像陈子褒这样的社会精英，对日本的情感应该是非常复杂的，一方面，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他们的内心被耻辱感烧灼得时时难以平静，另一方面，他们又会比一般人更急切地睁大眼睛，想寻找这个国家日渐强盛的秘诀。福村谕吉的学说和其生机勃勃的启蒙教育实践使陈子褒看到了一条“少有人走的路”，他开始痛感国内的维新派只知“赖于朝廷”，不知“眼光向下”，因而大声疾呼只有“训蒙”才能“开智”，因为一国之自立，必须起于个人之自立，否则， 不管社会精英如何努力，千百万民众依然“废聪塞明，哑口瞪目”，大家就只能在一个“不痛不痒”的世界里混日子，所谓“救国图强”不过是镜花水月。

　　陈子褒一生对康有为崇敬有加，但也不惧质疑老师维新变法的努力没抓住根本，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”这句亚里士多德的名言，在他眼里是理所应当的常识。

　　既然决定以“蒙学救国”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，那就意味着必须放下身段，向精英眼中的无知妇孺弯下腰去，用最浅近通俗的语言传递自然万物的学问和为人处世的道理，使知识的光芒一点点照亮原本茫然无措的心灵。这真是个特别考究火候的精细活，但又很可能一直默默无闻，除了少数独具慧眼的人，谁会在意一个小学教育者到底在做什么呢？不过，陈子褒一向是认准了理就会马上去行动的人，1899年底，他回到国内，在澳门创办“蒙学会”，开始了逾20年“妇孺之仆”的生涯。

　　办学

　　粤语写启蒙教材

　　子褒学塾冠岭南

　　从1899年归国办学开始，到1922年去世，陈子褒几乎把后半生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启蒙教育的改良之中。数一数他办的启蒙学校，从子褒学塾、 联爱女校到子褒女校，再加上好几所专为平民子弟开办的义学和夜校，每一所学校都留下了陈子褒在教育领域摸索和探险的痕迹，从白话文教育第一人，到率先开设国文、历史、图画、算术、英文等颇具现代意义的启蒙课程，到首倡男女同校的先锋，再到女子教育的热情推动者，这一个个头衔在当时颇为惊世骇俗，但其实是陈子褒知行合一的逻辑结果，就像子褒学塾后来走出了岭南第一才女冼玉清、著名教育家廖峰基、岭南大学第一届华人副校长李应琳等一大批栋梁之材，学塾名冠南粤，取经者纷至沓来，又不得不说是其耗费了半生心血的自然回报。

　　不知为什么，在翻阅这一所所启蒙学校的资料时，我脑子里出现的竟然是《窗边的小豆豆》一书中小林先生和蔼可亲的形象，小林先生办了一所巴学园， 却因学生黑柳彻子的记录而闻名中外，陈子褒先生早在100多年前就办了那么多个“巴学园”，如果我们就这样把他忘了，还真有点对不起他呢。

　　提起白话文运动，我们自然会想起胡适、陈独秀等一批新文化运动干将，其实，陈子褒推广白话文教育的“资格”要比他们“老”得多。还在日本考察教育的时候，陈子褒就留意到，日本街头连老头老太读书的场景都很常见，广东街头读书者却寥若晨星，是国人太懒吗？还是另有原因，陈子褒在《八股文言之祸中国》一文里给出了答案，他说：“中国五万万人中，试问会文言者几何？开民智莫不如改革文言，不改革文言，则四万万九千九百分之人，日居于黑暗世界之中……”要知道，这篇战斗檄文是在1898年写成的，而胡适等教育名家主导的白话文运动则到1919年之后才渐成气候呢。数年后，陈子褒在办学之余，还创办了《妇孺杂志》，全力推广白话文教育，而他编辑的数十种启蒙教材，全用粤语写成，再用乡村俚语解析，你若问他原因，他就会用一句话回答你：“通俗是贵”，用趣味开智，同时遵循“浅、少、缓”的原则，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。说实话，现代儿童心理学教材常洋洋万言，但陈子褒的这句话完全可以概括其精髓了。

　　从陈子褒给自己起“妇孺之仆”的外号中，你也可以看出他对女子教育的热心。早在1903年，他创办的学塾就开始招收女生，这在中国都开了男女同校的先河。不仅如此，陈子褒还在课堂上热情“鼓吹”男女平等，这一点也深得康有为和福村谕吉的真传。他的传记里还曾留下一个八卦，据说某一日他在课堂上出了个作文题，要求学生论述寡妇再嫁的合理性，结果有学生愤然离席，以示抗议。学生接受不了老师的思想，看似有些荒谬，其实在当时也再正常不过。要知道，不要说寡妇再嫁这样“大逆不道”的事，就是“男女同校”这样的事，能接受者也是寥寥，连全国第一高等学府——北京大学，也是直到1921年才冲破阻力，招收女生入学的，此时，距陈子褒推行男女同校的创举，已过去20多年了。